弗•施萊格爾接著指出：“恰恰是他生前曾經(jīng)竭力抨擊的那些詩壇上中庸之道的衛(wèi)士們（Mediocristen）、文壇上的穩(wěn)健主義者和一知半解的頂禮膜拜者，竟敢將他美化為中庸之道的名流……仿佛他是他們中的一員！對此他肯定會感到吃驚的。”

對待啟蒙運動參與者，浪漫派善于根據(jù)其不同言行和表現(xiàn)，區(qū)別對待。對于尼古拉等一些“平庸的啟蒙運動者”，他們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，而對于歐洲的偉大啟蒙運動者諸如伏爾泰、狄德羅、達(dá)朗貝，他們十分敬佩和稱贊。諾瓦利斯就把伏爾泰尊為“最健康、最有教益的作家”。當(dāng)然，他們也很賞識本國的門德爾松和康德關(guān)于啟蒙運動的論著。對德國啟蒙運動的旗手萊辛，他們推崇備至。在德國作家中，弗•施萊格爾格外賞識的除格奧爾格•福斯特，就是萊辛。他把這位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譽為“民族和時代的真正作家”，屬于“革命英才”之列。他特別贊賞萊辛的個性和人格，稱他具有“可敬的剛強的原則性”，有“偉大、自由的生活作風(fēng)”，有“最勇敢的獨立自主”精神。

他生前多次囑咐我，一定要為這本書寫個前言。他知道我是從來不為別人的書稿寫前言后記的，這次是責(zé)無旁貸，必須滿足我這位老同學(xué)的遺愿。嗚呼，愿他在天之靈安息！